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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FIRST青年导演博览会

三声编辑部 三声 2020-08-23
来自专辑
影剧「深」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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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起来,行动产生新的行动,然后就会有新的东西。那至于这个东西它会引导在何方,它会不会像原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是无所谓的。”


作者 | 江婧怡


一个月前,我约了王晓振在通州的一家咖啡厅采访。那时候他还没有自己百度词条,他的电影《情诗》还不是FIRST最佳剧情长片。


王晓振问我,还不能看片,为什么来采访呢?对这位第一次前往西宁参加FIRST电影节的导演,我解释了我的担忧。“我怕去西宁,就抓不到你了。而且怕到时候接触的你,可能和现在就不一样了。”


每一年,在FIRST上最能感受到“关注”的力量的,就是那些新冒出头的青年导演们。在FIRST提供的场合中,这些电影界的生面孔从籍籍无名到不断被议论,甚至赞美,电影市场和影迷如饥似渴审阅着任何一点新人可能带来的新刺激。人很难不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飘”起来。


“假设这部片子在FIRST有点火,我也不认为后来的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创作状态。只是有可能,说不定那时候见面,我就不认识你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


后来,《情诗》确实是火了。


《情诗》海报


首映结束后,一直到主创上台,掌声和叫好都没有停息。《情诗》的制片人李扬,同时也是王晓振广告公司的合伙人,在台上哭到头和身子两个颜色。人有出头日,李扬激动,“用心做电影的人终于被看到了!”


确实很难不被这部电影的独特吸引。通篇仅3个镜头(实际上是2个,第1个镜头剪掉了一部分),王晓振和妻子周青各自出演自己,在既有的两页纸的剧情框架下,两人时而入戏时而出戏,一切似编排又非编排的行为都被如实记录下来。既是纪录,又是剧情,甚至“像一场真人秀或者直播”,《情诗》已经预备好许多可供延伸讨论的话题。


谈论灵感来源,王晓振给了我一个简单的答案:随波逐流的创作。2018年元旦开机,他本想拍一个虚构的故事:第一段,一对男女朋友,女孩非常伤心的时候,她希望男孩给她读一首情诗,而男孩不太愿意读;第二段,解释男孩不愿意读的原因,因为这首情诗其实曾经是写给另一个女孩的。


“但拍到最后,有真实的东西溢出来了。”影片的第一个镜头设定是周青因爷爷过世伤心欲绝,可不久后,真实世界中周青的父亲离世。到2019年周青生日时,王晓振请求拍摄原定的第二段内容,周青因为回想到一年前的情况,在拍摄中崩溃。“原来设计的内容就接不上了,后面相当于按纪录片的方式做了。”


《情诗》剧照


这样介乎剧情和纪录之间的构想,王晓振在2012年的第一部长片《田园将芜》中也尝试过,带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周青回到家乡村子呆一段时间,“想一个大概的东西,然后根据现场,找同样有对我有刺激感的东西来替代完成。”


尝试这样看起来特别实验、特别先锋的结构不是王晓振的最初目的,至少关于目前的两部作品,一个人能独立完成是他的优先考虑项。最终呈现为《情诗》戏中戏的嵌套,王晓振并不回避自己有意使用了“讨人欢喜”的技巧,他偏好总结其为一种策略


“我觉得我做的是个商品,只是可能不能那么好卖的商品。在艺术里面得到别人认可,和在商业里面得到别人认可,我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也是想各种夸张,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貌似好像是个艺术片。”


影片中的王晓振哭丧着脸喃喃,“我没有什么素材可拍”,影片外的王晓振一脸平静地陈述,“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王晓振这样坦诚到引人质疑的表达和《情诗》这样的创作思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暗合大多FIRST影迷莫名的趣味,一个影迷映后直接高呼,“您就是艺术家。”


把玩创作者的现实困境,并在虚与实之间迷惑观众,FIRST另一部热门影片《艺术死了》也接近这种状态。


该片的导演周圣崴是这届FIRST青年导演中少数已负盛名的人,2018年,他的第一部长片《女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金爵奖最佳动画片。周圣崴把这一段也加入了《艺术死了》的故事叙述中,模糊虚与实的边界。


《艺术死了》 海报


比起《情诗》,周圣崴在《艺术死了》中的排布意图更为明显。他形容这部电影为一个沙盘游戏,或者开源系统,导演以vlogger的身份隐藏其中,设下艺术家刘刚离奇死亡、众人寻找他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局,观察人们都如何对此进行反应,以此讽刺当代艺术圈存在的一些问题。周圣崴甚至在现场继续即兴,设定刘刚也来到了西宁,让观众随机与他互动。


对虚拟和真实边界模糊的讨论,王晓振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和周青本身就“在挖掘谎言和挖掘真相中过日子”。话筒递给周圣崴,他双肩一耸,“why so serious?”


“现在这个年代,因为互联网深度的介入,虚拟和现实、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边界已经彻底被消解了。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一定就是真实的吗?互联网的环境一定就是虚假的吗?这些都是可以置疑的。那既然都可以提问了,为什么不玩它呢?行动起来,行动产生新的行动,然后就会有新的东西。那至于这个东西它会引导在何方,它会不会像原来的东西,我觉得我是无所谓的。”


选择剑走偏锋的,和选择职业化道路的,我或多或少会在放映厅里感受到电影节中的人们对某一类型不自觉地偏爱。


关于肖一凡的首作《龙门相》,各种各样未必善意的传闻流传。总有人臆测这是被力保的,“为什么不能允许FIRST上出现这样的商业片呢?”不确定的消息就当耳旁风听听,而观众的反映是切实存在的,“为什么要来FIRST,不直接去院线呢?”


《龙门相》剧照


这部电影是他从美国纽约电影学院毕业,签约高群书的岩上影业后接到的第一个本子。故事主线讲的是一个买凶杀人的案件,一对出轨男女花钱请了两个杀手,准备干掉女子的丈夫,在各种巧合下,情况发生逆转,女子丈夫安然无恙,其中一个杀手和出轨男离奇失踪。高群书监制,欢喜传媒投资,一部至少保证出品稳定的犯罪片。


修改剧本时,肖一凡一度把片名改成了《高级动物》。这四个字是他的创作基点,他给每一个角色都安上了动物的属性,比如出轨男女是冬天里想互相拥抱取暖、却不能太靠近的刺猬,两个杀手是想一跃龙门的鲤鱼。这样的拟人设定外化到服装和行为表现上,也暗含他想表达的另一层深意,“人都是有动物性的,欲望原始。”


因为父亲在高群书《风声》剧组做美术指导,肖一凡从大二暑假就有机会呆在剧组实习。中央美术学院漫画出版专业毕业,先后在《西风烈》、《风花雪月的事》的美术组呆过,做过《神探亨特张》的美指,他本可以凭借这门手艺,一路沿着这条道路舒服地走下去,直到26岁,他找高群书谈了谈心。


“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油了,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工作和一个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状态挺吓人的。我不想让自己持续这个状态,哪怕后来从头做起。”


高群书建议他,直接去美国学习好莱坞的那一套,理论、体系、实操,最重要的是规范和标准。这也是肖一凡想要的,尊重好莱坞验证过的有节奏的叙事套路之上,做一些能感染人、情绪积极的片子,或者用他的原话,“正能量的”。


肖一凡有意来FIRST,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FIRST这几年的影响力,“很有品质”。从忻钰坤的《心迷宫》开始,他就注意到了这条青年导演进入电影市场的通路。做类型片,同样有自我表达,肖一凡渴望这个。


《加害者,被害人》的导演季竹青的想法和肖一凡有类似之处,后者的参照物直接是好莱坞类型片,前者则更多受到韩国现实题材电影的影响。


《加害者,被害人》海报


1988年生,季竹青上高中那会儿正是韩流席卷中国的时候。追东方神起的成员,看韩剧,自习课逃出去唱歌跳舞,她本打算本科申请韩国的艺术院校,学习剧综的制作。去了两次韩国,季竹青突然意识到,韩国这一套是向美国学习的,“如果我跟韩国都向同样一个老师学,才有可能做出超越韩国的作品。”


在美国,季竹青先读的是新泽西罗文大学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和商务管理双学位,广播、电视、电影三个方向都有所尝试。2009年,美国纪录片电影《海豚湾》的出现让季竹青意识到电影的形式对她来说更具魅力。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表达作者对这件事情的愤怒,还有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动机,让我觉得拍电影这件事好像变得很神圣。”


首部长片选择拍摄现实题材也与季竹青的这个想法有关。她想谈论一些关于人性的话题,“人类怎样对待与自己不同的另外一个人,排斥如果升级就会变成一种霸凌,这是人类社会中很常见的。作为一个提醒,这部片子的意义就达到了。我不是艺术家,比起艺术层面的追求,对我而言,电影更是一种有效的语言。


导演们的合影(注:王学兵为演员)


暂时抛开他们的影片,这些新的青年导演们在思考如何自己闯荡电影界时,似乎已经和所谓前辈们有了些许不同。坦然,直接,明确,没什么包袱,不必苦大仇深,对他们而言,电影节不过是一个释放的途径。


有人想寻找同类。“去了电影节,你会觉得你有职业,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跟我做同样工作的,要不然每天都是自己在家,总觉得跟这个社会脱节。”


有人想获取机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高度商品化了,你要么去拥抱它,你要么在拒绝中被淘汰。流行文化就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的标签就是我的一部分,我的商品价码就全部都标在外面,你看我身上多少钱。”


有人想变得更纯粹。“你看,我想进入一些电影节或者什么奖,是因为会带来一定的名,那我拍这个东西,就不是纯粹的爱好,那为啥还去拍它呢?但你又不能说我还在投电影节,我就不想变成这样纯粹的状态了。很矛盾,我当然不希望变成这样一个可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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